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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舞劍器動四方——讀王開林散文集《天地雄心》

        http://www.0796love.com/ 2017-05-03 李元洛

          王開林雖然跨過而立之年的門檻并不太久,但這位青年散文家筆力已經矯矯不群,作品已然碩果累累,而聲名也自是揚揚而洋洋。我本來對他深有以待,文學的馬拉松跑他還未到中途,驊騮開道路,前面還有更壯闊的風景;生命的青云之志他才開始譜寫,鷹隼出風塵,前面還有更壯美的云天。然而,讀到他新近問世的散文集《天地雄心》(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1年6月初版),我先是為這一極具陽剛之氣的書名所吸引,繼而為全書所表現的思考追求所鼓舞。在晨昏侍奉病重的慈親的身心交瘁之中,在異地他鄉陌生的深夜燈光之下,我一字不漏地讀完了這本近三十萬字沉甸甸的著作。王開林驚喜了天南地北眾多觀賞者的眼睛,也沒有讓許多關心他的朋友失望,此書一出,其勝慨豪情與不凡身手便動人心目,如同一舞劍器動四方。

          王開林在過去的散文創作中,雖然也不乏對于外在客觀世界即外宇宙的關注和描繪,但他更側重于對內在主觀世界即內宇宙的追尋與表白,因此,獨語與自省,就成了他的作品文體與表述的一個鮮明特征。也許是《天地雄心》的題材所制約,也許是出于他藝術變革或變法的追求,他的新著從自己的獨立思考和獨到感悟出發,表現了對歷史與當今的殷切關注,回眸歷史,直面現實,思考人生,將內宇宙與外宇宙和諧地結合起來,在文體上則是讓歷史散文與政論散文在紅地毯上攜手,而自己則兼任它們的介紹人與證婚人。

          西方特別是歐洲,有久遠的歷史散文傳統,如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非但是西方史書之祖,而且也是西方后世散文寫作的文學名著。中國由于歷史之源遠流長,又具有強烈的“慎終追遠”的歷史意識與“先憂后樂”的憂患情懷,因而歷史散文從先秦的《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抽條發葉,到漢代司馬遷的《史記》即蔚然而成參天大樹,歷經唐宋與元明清時期,中國的歷史散文可謂佳作迭出而流光溢彩。政論散文也是如此。西方的政論散文不必縷述了,如古羅馬西塞羅的演說辭與書信,就被認為是影響深遠的政論散文,我想說明的是,中國的政論散文,有著絕不亞于西方的悠久而光輝的傳統,戰國諸子之文,唐宋八大家之作,就是千古不磨的明證,而漢代賈誼的《過秦論》,也是余音裊裊的警世之鐘。王開林的《天地雄心》也借鑒西方,但主要是繼承與發揚中國歷史散文與政論散文的傳統,是當代將歷史散文與政論散文熔一爐而煉而另開生面別出鋒芒的力作。

          《天地雄心》收錄二十九篇文章,以歷史人物為經,以歷史事件為緯,從政治到文學,從湘軍的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到譚嗣同、黃興、蔡鍔與秋瑾,從龔自珍、章太炎到蘇曼殊與沈從文,在鐵血交飛風雨如晦的時代歷史背景上,抒寫了從古至今特別是近現代二十余位風云人物。歷史散文重在史實的敘述與人物的描繪,在“敘”與“繪”的基礎上寄寓作者的判斷、褒貶與史識。王開林敘事詳略有當,筆墨與章法饒多變化,寫人則神情畢現,如聞紙上有人。他曾多次通讀《史記》,想必太史公對這位孺子可教也的隔世弟子曾詳加指點。一般的歷史散文都要求以現實的眼光觀照歷史,通古今之郵,實現歷史與現實的對接與對話,王開林本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位獨立特行的思考型的作家,他平日的作品已時見思想的光芒,寫作歷史散文時更著意去政論散文的門庭觀禮,將二者結為良緣,其《天地雄心》自然就具有一般作者難以企及的思想鋒芒與思想品位了。

          今日的作家,隨風趨時者有之,言行放誕者有之,游戲文學與人生者有之,熱衷于蝸角浮名蠅頭微利者亦頗不乏人,惟憂國憂民堅持獨立人格與獨立思考者不可多得。某些淺俗的作者與讀者,他們如同水洼之不愿想象江河與海洋,他們拒絕對于歷史的哲理思考和對于現實的深度思辨,滿足于即時性的快餐而拒絕恒久的精神的盛宴,追求瞬息即逝的泡沫而不知欣賞高貴長存的波浪。于是,充滿脂粉之氣的“小女人散文”與搔首弄姿的“小男人散文”,一時之間便像決堤的洪水泛濫在我們的報刊。王開林《天地雄心》的彌足珍貴之處,并不完全在于他處理了以前的散文接觸不多的歷史事件與人物,為散文創作拓展了新的表現領域,而主要在于他的獨立思想者與社會批判者的身份,表現了他對于歷史的現實感悟和自出己見的思考,與當代文學中并不鮮見的胭脂氣、富貴氣、痞子氣以及庸碌之氣比較,其高揚的豪氣、大氣、正氣與桀驁不馴之氣,如果你不懷偏見或頭腦尚未僵化,你一定會為之擊節嘆賞。

          亞里斯多德早就說過:理智是神圣的,思想是至高無上的。王開林《天地雄心》的所有篇章,其思想鋒芒集中指向的就是中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封建主義,以及形形色色借尸還魂的現實表現。對于人早已冷卻名字卻頗為熱門的曾國藩,王開林定性為“亦正亦邪的人物”。其“正”不必多說,其“邪”之一就是“一生運斤成風,最可怕的兩‘板斧’一為殺人,二為洗腦”。如果說他殺人屬間接行為,洗腦則為直接操作,尤稱“行家里手”,而“后世的洗腦大師是否從他那兒獲得初步啟蒙,學到原始技巧”呢,由古及今,由晚清而“文革”,作者不禁議論橫生:“仿佛不能要求鹽堿地上長出蓊蓊郁郁的森林一樣,我們也不能要求封建社會的石板田中長出現代思想的莊稼。”(《不信書 信運氣》)譚嗣同的絕命詞有云:“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中的“賊”固然是慈禧后黨與袁世凱之流,但王開林卻獨出己見:“讀了《仁學》之后,我認為這‘賊’還指孳生人間一切邪惡邪祟與不公不義的封建專制與封建思想,這才是天字第一號的大賊,是徘徊在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幽靈病毒。”對于譚嗣同等人犧牲于英年,王開林也別有一番感慨:“那些極具潛質的領袖死了,結果只留下一大批將個人權力凌駕于全民利益之上的陰謀家和野心家,還有一大批坐享其成的庸人和廢物,由他們來主持大局,掌握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后果可想而知。封建主義還將是封建主義,非但未被鏟除,而且雪上加霜。壞人在臺上唱戲,好人在屋里嘆氣,世事一至如此!”(《天地雄心》)中國的封建主義,可說是中國獨有的國粹,其時間之悠久,覆蓋之廣闊,根基之深厚,影響之深遠,遺毒之綿綿不絕,任何西方國家的封建主義都無法望其項背,現代的“文革”與當今的許多沉疴痼疾,出示的都是它陰魂未散的證明。下醫醫人,上醫醫國,王開林反思歷史人物與歷史風云,其手術刀直指封建專制主義這一根本的病灶,可謂獨具只眼也頗具勇氣,聯想到近年來影視與文學中的帝王熱,聯想到美化封建暴君雍正皇帝的作品竟然連連獲獎,真令人不禁扼腕而長嘆息!

          具有獨立人格的作家,其思想往往除了不同庸常的鋒銳之外,就是不同凡俗的新穎。新的見解,新的感悟,是長江的推動前浪的后浪,是生命的不老的泉水,也是文學作品最可寶貴的素質。人云亦云,你抄我襲,那是衰朽的通知書,而非創造的出生證。王開林很看重作品的新意與新見,在《天地雄心》的自序中,他說他“將跳出定勢和圈子,使新的見解不至于胎死腹中或遭到可怕的窒息”,在《江海之心》一文里,他又再復斯言:“我的好奇心則比別人額外多一點,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就因為多了這么一點與眾不同的好奇心,便看到不少絕勝的人文風景。”例如《強國夢》一文,寫的是魏源及其“科技救國”理想的破滅,旁及晚清洋務運動的失敗,鑒往知來,作者的議論極具新意與穿透力:“經驗教訓極其雄辯地提醒了今人:現代化的內容不能只局限于‘四化’,還隱含著更關鍵的‘五化’,那就是政治現代化,失去這一主項,強國夢大抵也不會圓滿的吧?”作者對于譚嗣同自是低首歸心,稱他“的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俠者,是封建末世最醒目的異數”,而瞻拜他的墓地則使自己有“好一陣抵膈之痛”,“只有永難平復的傷痛和無奈”。然而,對于譚嗣同的英年早死,他卻獨抒胸臆與新意:“他的熱血流在貧瘠的土地上,流在涼薄的人心中。我真不忍說,但又不得不說,他的大仁大義大慈大悲仿佛一封投錯了地址的加急電報,我們至今也未收到。”他認為譚嗣同如果不慷慨赴死,他于自己于民族將會更有作為:“譚嗣同的赤子之心再度發作,把‘我以我血薦軒轅’的作用估計得太高,意義估算得太大,因此誤將自己生命的最大值縮成了最小值,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哀!”中國的歷史在艱難挫折中前進,整整一百年后瀏陽譚嗣同的舊居才得以修復開放,但是,除了有關會議集體瞻仰,平日前來參觀的人頗為寥落,遠不如眾多的娛樂休閑場所賓客盈門。這,難道不足以令人深長思之嗎?《英雄無命》與《獨立而特行》二文,禮贊的是民國先驅黃興和蔡鍔這兩位“英年早逝的蓋世英雄”,王開林舉述班班信史而發新論:“黃興這種大公無私,延陵高揖的精神別說一世少有,即便縱覽百世千世而少見。他不爭名位,甚至使孫文內心都不禁感到慚愧。” “不幸的是,后之勢利的史學家仿佛統一了口徑,竟將締造民國的蓋世功勛,全部派給了‘國父’孫文,他人很難分沾。對黃興多年的卓越貢獻,那些摳門的史學家僅給了低調的認可,似乎還是額外開恩。”對于蔡鍔,王開林除了謳歌他的煌煌大節,也頂禮了他的生活“小節”:蔡鍔作云南都督時,將云貴兩省商賈為其鑄造銅像之款項賑恤兩省災民,他認為“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而且將自己的薪俸由六百元減至六十元,以紓民困。王開林由此感慨系之:“掉轉頭來,再想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造神運動的結果是偶像林立……那時節,盡管是大饑餓的年月,誰又說過‘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的話呢?看歷史,比較異代不同時的人物的德行,往往可以從同一事情琢磨出許多真實的信息來。”對近現代人物及其言行,王開林手握的就是如此一支勇銳與新意兼具的春秋之筆,對于古代人物屈原、項羽、賈誼、文天祥等人呢?你只要去翻讀此書開篇的《義無再辱》及隨后的《誰是英雄》二文,其指顧風生的議論和絡繹而來的新意,一定會使你有“來如雷霆收震怒”的感奮和“罷如江海凝清光”的喜悅。

          《天地雄心》之令我感奮與喜悅,不僅在于其歷史散文與政論散文攜手偕行的文體,也不僅在于作者銳氣方剛和新意迭出的識見,還在于或者說在文學本體的意義上更在于作者頗具個性的出色語言。語言,不僅是文學作品的載體,而且也是文學的本體,不僅是表達的工具,而且是表現的本身。沒有一部優秀的作品其語言是平庸低劣的,沒有一位優秀的作家不是驅遣語言的高手。王開林在北京大學就讀的學子時代,即于語言學術有專攻,博覽群書,在十余年來的創作歷程中,更是朝磨夕礪,練就了一手上乘的功夫。周瑜二十多歲即是一國統帥,羽扇綸巾,對其帳下的虎狼之師指揮若定,年長于周瑜的王開林指揮他手下的語言,調遣那些典雅的書面語言與活色生香的現代流行俗語,難道不可以運用之妙,在于一心嗎?

          王開林的整體語言風格是典雅的,他對于雅致的尤其是古典書面語言的運用與妙用,證明他有一顆文化背景深厚的心靈。如同從幾株綠樹可以想見整座森林,我且從書中略舉數例。“英雄腳下有了用武之地,就等于關西大漢手中有了銅板鐵琵琶,唱一曲‘大江東去’,又有何難?” “曾國藩與左宗棠為一時瑜亮,惺惺相惜。因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廣交,相頡頏的對手卻不可多得,有時甚至會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我’的程度”(《破天荒相公》),這是對左宗棠及其與曾國藩關系的描述,詩文成語隨手拈來;“‘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僅僅一夜之間,秋瑾內心所存的幻想就驟然破滅了”,“俠骨與柔腸,一身而兼具。試想,當此訣別人世的頃刻間,她除了深憂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對于遠在千里之外的小小兒女,豈能不存絲毫牽念?萬種悲情齊集三寸靈臺,又怎一個‘愁’字了得”(《俠骨與冤魂》),這是對鑒湖女俠的深切追懷,《詩經》之句與李清照之詞涌上心頭而奔赴筆下。在近年的創作中,王開林更注意吸納和運用當代流行的俗語,說明他背靠古典,面向現代,著意讓源頭活水奔流于自己的字里行間。“晚清國事窳敗,一言以蔽之,是‘人謀不臧’,除了慈禧太后是大股東,有控股權,翁同和也是重要股東之一,有不小的份額”,“若非精修曾國藩的《挺經》,就很難挺到終場哨吹響的時刻”(《獨腳戲》),“在封建社會,仕途與利途是并聯的高速公路”,“彭玉麟偏要擰著勁自訂‘三不’原則,‘不受官,不私財,不要命’,這不是成心給大伙兒喉嚨里塞魚刺嗎?”(《殺人手段救人心》),“康有為這樣一個小器淺識的狂生,歷史選擇他來充任十九世紀末改良中國的領袖,簡直有點瞎扔骰子亂出牌的意思”(《器識與命運》),俚而有趣,俗而有味,高華典雅的文章平添了鮮活的當下感與現代感。

          以武術為喻,王開林雖仍然年輕,但他江湖磨刀,深山練劍,已經具有相當深厚的內外功的根底。《天地雄心》已是一舞劍器動四方了,且讓我們看他來日再如何一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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