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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間已無陳金芳(節選)

        http://www.0796love.com/ 2018-08-30 石一楓    《十月》2014年第3期

          

         

        1

          那年夏天,小提琴大師伊扎克·帕爾曼第三次來華演出,我的買辦朋友b哥囤積了一批貴賓票,打算用以賄賂附庸風雅的官員。沒想到演出前兩天,上面突然辦了個學習班,官兒們都去受訓了。他的票砸在手里,便隨意甩給我一張:

          “不聽白不聽。”

          演出當天,我穿著一身體面衣服,獨自乘地鐵來到大會堂西路。正是一個夕陽艷麗的傍晚,一圈水系的中央,那個著名的蛋形建筑物熠熠閃光。蒼穹之上,飄動著鳥形或蟲形的風箏。穿過遛彎兒的閑人拾階而上時,我身邊涌動著的就是清一色的高雅人士了,個個兒后脖頸子雪白,女士鑲金戴銀,一些老人家甚至打上了領結。檢票進入大廳的過程中,我忽然有點兒不自在,感到有道目光一直跟著自己,若即若離,不時像蚊子似的叮一下就跑。

          這讓我稍有些心神不寧,頻頻四下張望,卻沒在周圍發現熟面孔。走到室內咖啡廳的時候,忽然有人揚手叫我,是媒體圈兒的幾個朋友。他們憑借采訪證先進來,正湊在一起喝茶、講八卦。我坐過去喝了杯蘇打水,和他們敷衍了一會兒,但目光仍在魚貫而入的觀眾中徘徊。

          “瞎尋摸什么呢?這兒沒你熟人。”一個言語刻薄的禿子調笑道,“你那些‘情兒’都在城鄉接合部的小發廊里創匯呢。”

          這幫人哈哈大笑,我也笑了。片刻,演出開始,我來到前排坐下,專心聆聽。琴聲一起,我就心無旁騖了。

          大師與一位斯里蘭卡鋼琴家合作,演奏了貝多芬和圣桑的奏鳴曲,然后又獨奏了幾段幫他真正享譽全球、獲得過格萊美獎的電影音樂。壓軸曲目當然是如泣如訴的《辛德勒的名單》。一曲終了,掌聲雷動,連那些裝模作樣的外行也被感染了。前排的觀眾紛紛起立,后排的像人浪一樣跟進,當帕爾曼坐著電動輪椅繞臺一周,舉起琴弓致意時,許多人干脆喊了起來。

          在一片叫好聲中,有一個聲音格外凸顯。那是個顫抖的女聲,比別人高了起碼一個八度。連哭腔都拖出來了。她用純正的“歐式裝逼范兒”尖叫著:

          “bravobravo!”

          那聲音就來自我的正后方,引得旁邊的幾個人回頭張望。我也不由得扭過身去,便看見了一張因為激動而扭曲的臉。那是個三十上下的年輕女人,妝化得相當濃艷,耳朵上掛著亮閃閃的耳墜,圍著一條色澤斑斕的卡地亞絲巾。再加上她的下巴和兩腮棱角分明,乍一看讓人想起凱迪拉克汽車那奢華的商標。

          初看之下,我并沒有反應過來她是誰。直到她目光炯炯地盯著我時,我才驀然回過神來。這不是陳金芳嗎?

          音樂會散場的時候,陳金芳已經在出口處等著我了。此時的她神色平復了下來,兩手交叉在淺色西服套裝的前襟,胳膊肘上掛著一只小號古馳坤包,顯得端莊極了。雖然時隔多年不見,但她并未露出久別重逢的驚喜,只是淺笑著打量了我兩眼。

          “你也在這兒。”

          “夠巧的……”

          說話間,她已經做了個“請”的手勢,往大劇院正門外走去。我也只好挺胸抬頭,盡量以“配得上她”的姿態跟上。出門以后她問我去哪兒,我說過會兒我老婆來接我。她看看表,表示接她的人也還沒到,剛好可以找個地方聊聊。聊聊就聊聊吧,盡管我實在不確定能跟她聊點兒什么。

          大劇院附近的茶室和咖啡館都被剛散場的觀眾們擠滿了,我們步行了半站地鐵的路程,才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對面找到一家云南餐廳。走路的時候,她一直沒跟我說話,高跟鞋堅定地踩著地面,回聲從長安街一側的紅墻上反射回來。落座之后,她又重新看了看我,然后才開口:

          “你也變樣了。”

          “那肯定,都十來年了,沒變的那是妖精。”

          “不過你還真不顯老。”她抿嘴笑了,“一看就挺有福氣,沒操過什么心。”

          “還真是,我一直吃著軟飯呢。”

          “別逗了。”

          “你不信?那就權當我在逗吧。”我略為放松下來,恢復了固有的口氣,同時點上支煙。

          她又問我:“現在還拉琴嗎?”

          “武功早廢了。”

          “過去那幫熟人呢,還有聯系嗎?”

          “也沒了。他們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他們。”

          “這倒像你的風格。”她沉吟著說。

          “我什么風格?”

          “表面賴不嘰嘰的,其實骨子里傲著呢。”

          這話說得我一激靈。類似的評價,只有我老婆茉莉和幾個至親對我說過,沒想到陳金芳對我也是這個印象。要知道,我自打上大學以后就再沒見過她呀。我不禁認真地觀察起這位初中同學來,而她則毫不避諱地與我對視,兩條小臂橫搭在桌子上,那架勢簡直像外交部的女發言人。

          很明顯,陳金芳在等著我向她發問,比如問問她這些年過得怎么樣,曾經干過什么事兒,眼下又在忙什么之類的。然而對于那些曾經生活在窘迫的境遇里,如今則徹頭徹尾地改頭換面的故人,我一貫不想給他們抒情言志的機會。倒不是嫉妒這些人終于“混好了”,而是因為他們熱衷表達的東西實在太過重復。無非是“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的顧影自憐,外加點兒“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就算把自己“煽”得一把鼻涕一把淚,也藏不住他們眉眼間那惡狠狠的揚眉吐氣。只要看看《藝術人生》或者《致富經》之類的節目,你就會發現電視里全是這些玩意兒。

          于是,我故意說:“你現在不拿烙鐵燙頭了吧?”

          她愕然了一下:“你說的是什么時候的事兒了?”

          “上學的時候呀。那可是個技術活兒,我記得你在很長時間里只剩一條眉毛了。”

          出乎我的意料,陳金芳既寬厚又爽朗地笑了:“你還記得呢?現在我也想起來了。后來我只好往眼眶上貼了塊紗布,騙老師說是騎自行車摔的。”

          她的反應讓我很不好意思。那種失態的挑釁更印證了我的膚淺和狹隘,而此時的陳金芳則顯得比我通達得多。接下來,我便不由得說出了自己原本不愿意說的話:

          “你可真是大變樣了……剛才我都不敢認你。”

          “也就表面變了,其實還挺土的。”(原作者:石一楓)“這你就是謙虛了,不知道自己在別人眼里已然驚為天人了嗎?”我舔舔嘴唇,幾乎在阿諛她了,“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更加令我意外,陳金芳反而對自己避而不談了。她簡短地告訴我這兩年“剛回北京”,正在做點兒“藝術投資方面”的事兒,然后就又把話題引回了我身上。她問我住在哪兒,具體在什么地方上班,又感嘆我把小提琴扔了“實在是太可惜了”。我則被弄得越來越恍惚,也越來越沒法把對面這個女人和多年前的那個陳金芳對上號。

          我們有一搭無一搭地聊了許久,普洱茶第二次續水的時候,陳金芳的電話響了一聲。她看了看短信說:“我得走了。”

          我也欠身站起來:“那回頭再聊。”

          我給她留了自己的電話,而她則遞給我一張頭銜相當繁復的名片。我陪著她走到街上,看到路邊停著一輛英菲尼迪越野車。這兩年有點兒錢的文化人或者有點兒文化的有錢人都喜歡買這種車,前不久還有一位大臉長發的音樂人因為醉駕被抓了典型,出事兒時開的就是這一款。陳金芳走向副駕駛座的時候,已經有一個身材高挑、二十出頭的男人下來為她打開了車門。那小伙子穿著一件帶網眼的緊繃T恤衫,遭受過臏刑的牛仔褲里露出兩個瘦弱的膝蓋,看上去倒像某個高級發廊的理發師傅。他對陳金芳頷首,壓根兒就沒看我,重新發動汽車之后絕塵而去,氣流攪得路邊的落葉旋轉著紛飛了起來。夜風漸涼,再下兩場雨,就要入秋了吧。

          過了十幾分鐘,茉莉恰好也加完班,從國貿那邊過來接我了。回家的路上,她問我晚上的音樂會怎么樣,我隨口說“還成”。我又問她今天忙不忙,她說:“這不明擺著嘛。”然后車里就陷入了沉默。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我們之間沒什么話可說。

          借著立交橋上彩燈的光芒,我偷偷把陳金芳的名片拿出來看了一眼。剛才沒有看清,現在才發現,她的名字也變了。陳金芳已經不叫陳金芳,而叫作陳予倩了。她的變化真可謂內外兼修呀。

         

        2

          我第一次見到陳金芳或陳予倩,還是在上初二的時候。

          那天剛下最后一節課,教室里亂糟糟的。大伙兒正準備回家,班主任忽然進來,宣布來了一位新同學。但我們往她身后張望,看到的卻是空無一人。老師也有點兒詫異,又探頭朝門外尋摸了一圈兒,喊道:

          “你進來呀。在外面哨著干嗎?”

          這才從門外走進一個女孩來,個子很矮,踮著腳尖也到不了一米六,穿件老氣橫秋的格子夾克,臉上一邊一塊農村紅。老師讓她進行一下自我介紹,她只是發愣,三緘其口。老師只好親自告訴大家她叫陳金芳,從湖南來,希望同學們對她多多幫助,搞好團結。

          學生們隨即一哄而散。在我們那所部隊子弟學校,像陳金芳這樣的轉校生,基本上每年都能碰上個兩三位。他們跟隨家人進京,初來乍到時與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好不容易熟悉了環境,跟周圍人能說上話了,但卻往往又要離開。日子久了,我們這些“坐地虎”就學會了對這些學生視而不見。反正他們隨時會從教室里消失,與其深交又有什么意義呢?交朋友也是要講究成本的。

          更何況這女孩一眼而知是從農村來的,長得又挺寒磣,不管從哪個方面說都非我族類。我們咋咋呼呼地從她身邊涌過,就像繞開了一張桌子或一條板凳。班上的幾個男生跑到操場打籃球,我則倚著籃球架子跟他們臭貧。自從一次打球戳傷手指,造成半個月不能練琴以后,我母親就嚴禁我進行這種活動了。就這么消磨到夕陽開始下墜,半邊操場都被染紅了,我才拎上書包,跟朋友們打個招呼,往校門走去。

          這時背后忽然傳來一陣哄笑。我循著笑聲回過頭去,看見了陳金芳。她手上攥著一只印有“鉀肥”字樣的尼龍口袋,跟在我身后幾米開外。當我前行的時候,她便邁著小碎步跟上來,當我站住,她也站住,支棱著肩膀,緊張地看著我。

          面對陳金芳的亦步亦趨,我也有點兒不知所措。我本想呵斥她兩聲,讓她離我遠點兒,但又一想,那樣可能會招來男生們更加夸張的起哄。于是我盡量讓自己眼不見心不煩,加快速度回家。

          九十年代的北京,天空還相當通透,路上也沒什么車。大部分機關職工都騎自行車上下班,前車筐里放著裝滿蘿卜青菜的網兜,透著一股過小日子的家常味兒。我穿過當時的鐵道兵大院兒,到長安街的延長線乘上4路公共汽車,經五棵松到達西翠路,下車后再往南步行十分鐘,就能看見從小居住的那個家屬院了。一路上,共有三尊毛主席塑像揚著手跟我打招呼。這天我的步伐格外快,還像個沒規矩的壞小子似的擠到排隊乘客的前面。看見院門口那幾棟紅磚板樓的時候,我的身上微微冒出了汗,而一回頭,陳金芳仍跟在我身后。

          我有點氣急敗壞地站住,等著她走近。陳金芳面無表情地朝我挪了幾步,像直立的豚鼠似的兩手捏著“鉀肥”袋子,置于胸前。她突然對我開口:“我們家也住這里。”

          我“哦”了一聲,她又補充道:“我姐夫是許福龍。”

          好一會兒,我才想起許福龍就是食堂里那個特會和面的胖子。他是山東人,靠著一手做面食的手藝,志愿兵期滿之后又留在了我們院兒,而且還結了婚,把老婆也弄了過來。這么說來,陳金芳她姐我也見過,就是在窗口負責盛菜那位。那是個豐滿的少婦,長著一對相當霸道的胸部,夏天不愛穿胸罩,兩個乳頭很顯眼地從迷彩短袖衫里面凸出來。打飯的時候,我總聽到后勤系統的人逗她:

          “你的奶都要噴到飯盆里啦。”

          遭受調戲的陳金芳她姐也渾不吝,掄著勺子笑嘻嘻地和人打鬧。由此可見許福龍兩口子人緣不錯。院兒里還有個段子,就是許福龍家里人口多,吃飯挑費高,許福龍便每天蒸出包子、花卷,先往肥大的軍褲褲襠里塞上兩斤,然后像鴨子一樣火急火燎地跑回家里。天長日久,許福龍的生殖器相當于每天蒸一次桑拿,便被燙壞了,失靈了。這個段子的指向自然是陳金芳她姐,眾人都認為她那對胸部“可惜了”。而我面對陳金芳,卻很想問問她,假如這個故事是真的,那么從褲襠里掏出來的熱氣騰騰面食,他們又怎么能夠吃得下去呢?

          但這時候,陳金芳就轉頭離開了。我家住在東邊某棟紅磚板樓的一層,她則要前往西圍墻邊上的那排平房。后勤系統雇用的臨時工都被安置在了那里。(原作者:石一楓)走之前,她還仿佛格外用力地盯了我一眼。

          沒想到,就在當天晚上,我又見到了陳金芳。那是在吃完晚飯之后,我父親穿上軍裝去應付一個突然性的檢查,母親照例把我轟進自己的房間拉琴。到了初二時,我練習小提琴已經達到八年之久,因為技藝進展飛快,在樂團工作的母親已經不能再指導我了。為了不“耽誤”我,她領著我滿北京遍尋名師,并且替我作出了明確的規劃,那就是先拿下幾個重要的青少年比賽獎項,然后考進中央音樂學院。這個目標無疑需要曠日持久的苦練,我關上包了一圈隔音海綿的房門,站在窗前,將琴托架在磨出了一成薄薄的繭子的下巴上。

          那天我練習的是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1994年,大師帕爾曼首次來華,他熱情地稱贊過北京烤鴨之后,便在人民大會堂演奏了這首曲目,而那場演出的現場錄音唱片已經被我聽壞了好幾張。此刻,頭頂著被飛蛾攪亂的路燈燈光,我幻想自己就是坐在輪椅上的帕爾曼,而草坪上黝黑一片的顏色,則是如潮的觀眾們的頭發和黑禮服。只不過一轉眼,這種意淫就被隔壁老太太跟兒媳婦吵架的聲音打斷了。

          也就是這時,我在窗外一株楊樹下看到了一個人影。那人背手靠在樹干上,因為身材單薄,在黑夜里好像貼上去的一層膠皮。但我仍然辨別出那是陳金芳。借著一輛頓挫著駛過的汽車燈光,我甚至能看清她臉上的“農村紅”。她靜立著,紋絲不動,下巴上揚,用貌似倔強的姿勢聽我拉琴。

          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我推開了緊閉的窗子,也沒跟她說話,繼續拉起琴來。地上的青草味兒迎面撲了進來,給我的幻覺,那味道就像從陳金芳的身上飄散出來的一樣。在此后的一個多小時中,她始終一動不動。

          當我的演奏終于告一段落,思索著是不是向她隔窗喊話時,一個女人近乎凄厲的喊叫聲從遠處的夜色中直刺過來。那是她姐在叫她呢。陳金芳嗖地一晃,人就不見了。

         

        3

          同學們是什么時候開始集體排斥陳金芳的?

          她默默無聞地在我們班上耗一年,盡管沒交上任何朋友,但卻沒像前兩位借讀生一樣陡然消失,這已經算是個小小的奇跡了。有一度,她的座位曾經空了半個月之久,大家都認為再也不會見到她了,不過也沒人覺得遺憾;但某一堂課開始時,她又赫然出現在了那里,仍舊沉默無語,老師一開講,她就趴到桌子上睡覺。

          學校里的課程,她從來就沒跟上過。但學習差并不是陳金芳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大家另有理由。

          理由之一,是她們家什么都吃。說這個問題之前,得先介紹一下這家人的人口構成。除了陳金芳及其姐姐姐夫這三個固定成員,那兩間小平房里還不定期地住過陳金芳的媽、舅舅、叔叔嬸子、表哥表嫂等人。暫居者的面孔雖然常變常新,但總的來說有一條規律,就是許福龍一直生活在外戚當道的局面里。那些親戚有的是來看病,有的是來找工作,還有的號稱什么也不為,就是見到別人“進了北京”,自己也想來“看一看”。有那么一陣,我每天早晨上學的路上,都能看見一輛平板三輪從西平房的拐角駛出來。登車的是陳金芳的表哥,一個梨形腦袋,此人的前額被產鉗夾得極其窄,窄得不到巴掌寬,頭頂還被擠出了一個妙不可言的尖兒。車后坐著陳金芳的媽,她患有股骨頭壞死,走路畫圈兒;一旁跟著陳金芳的表嫂,作為梨形腦袋的妻子,此人腦袋的質量自然也不會太高,盡管形狀無異,但卻有輕度癡呆的癥狀,愛流口水。這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披星戴月,干的是收廢品的營生。而這也是陳金芳家族在北京唯一能夠立足的領域了,她的舅舅,一個僅有的看似聰明的親戚,曾經雄心壯志地企圖挺進代訂火車票的市場,后來被一伙安徽人揍了一頓,連褲子都扒了,寒冬臘月里只穿一條秋褲,滿臉是血地蜷在馬路牙子上哆嗦。

          關于陳金芳家人口之多、之雜亂,還有一個很直觀的說法,是我們班的班主任提供的。她裝模作樣地去家訪過一次,回來感嘆說:“窗臺上只有一只刷牙杯,里面插著七八柄牙刷。”

          同學們詫異:這樣一來,怎么能分清哪支牙刷是屬于哪個人的呢?如果她們家人不介意混用,又何必七八把?一把足矣。但陳金芳一家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還不是刷牙,而是吃飯。在春夏之交,我們看見陳金芳她媽沿著院兒里干道上那排楊樹走到頭,再走到尾,一邊畫圈兒,一邊往塑料兜里撿嫩楊花。院兒東頭那棵半死不活的槐樹,也被她們家人“號”得夠嗆。那些年的八一湖還不是封閉公園,水勢也大,夏天男生常常下湖游泳,這時卻看見陳金芳和她姐、她表哥赤腳站在灘涂上撈小魚、摸螺螄,甚至用竹簽子扎青蛙。

          客觀地說,以當時北京的生活條件,再怎么困難的家庭,大米白面總還是吃得飽的,再說他們家還背靠著食堂,還有許福龍的褲襠這個秘密武器呢。他們的自力更生,主要是為了豐富副食。再也許,他們在老家就有這個習慣,只不過帶到北京來就顯得突兀了。

          院兒里上了歲數的人感嘆說:“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也就這個吃法兒了。”

          更駭人聽聞的一件事,是我們學校門口總游蕩著一只交配過度,乳頭耷拉到地上的野狗,這狗忽然有一天就不見了,而陳金芳家里卻飄出了少有的肉香。

          排斥陳金芳的理由之二,就直指她個人了。班上的女生恍然發現,原來她還是一個愛慕虛榮的人。這個跡象是逐漸顯現出來的。最初,陳金芳一年四季的換洗衣服不超過三套,一件洗了另一件可能還沒干,必須得穿著濕的來上學。后來衣服就多了起來,基本上來自于她姐,因此不是紅配綠就是粉配紫,“怯”得要命。有一次,她居然穿了一件帶墊肩的雙排扣西服來上學,那衣服的下擺直垂到運動褲的膝蓋上,簡直像個唱戲的。這衣服還沒穿夠半天,她姐就風風火火地追到了學校,劈頭給了陳金芳一個嘴巴,然后奪過西服出門辦事。而陳金芳臉上印著幾道紅印,還若無其事地對旁邊人解釋說,她姐也準備“下海”了,準備開一個酒店。過了兩個月,“酒店”還真開起來了,是菜市場旁邊的一個小門臉,主營包子餛飩,一群菜販子坐在露天條凳上吃。

          陳金芳還是班上女生里第一個抹口紅的,第一個打粉底的,第一個到批發市場小攤兒上穿耳孔的。后來我揶揄過她的烙鐵燙頭事件,也發生在初三那一年。那段時間,她簡直把自己的臉當成了一片試驗田,什么新鮮事物都敢往上招呼。她還穿過幾天高跟鞋,那鞋不知是從誰家樓道里撿來的,一只鞋跟高,一只鞋跟矮,這導致她走路的時候也深一腳,淺一腳的,好像被遺傳了股骨頭壞死。(原作者:石一楓)在同學們之前,老師已經看不慣她了。“陳金芳啊陳金芳,”我們班主任說,“你們家那么個條件,還窮嘚瑟什么呀?”

          孩子的態度更要比大人極端得多,那幾乎可以稱得上是一場逐漸升級的斗爭運動。剛開始是班干部公然用“品質惡劣”“忘本”之類的詞匯斥責她,后來是女生對她翻白眼兒,喝來斥去,再往后居然發展到了動手的地步。一些男生用跳繩抽她,用粉筆頭擲她,還用掃帚把兒捅她的后腦勺。干這些事兒的時候,大家都義正詞嚴的,但作為旁觀者,我必須得證明,陳金芳并沒有招過誰惹過誰。時至今日,她每天在學校里說過的話都不超過十句。而說起虛榮,誰又沒這個毛病呢?哭著喊著脅迫父母用半個月的工資給自己買一雙“耐克”球鞋的大有人在。

          對于一個天生被視為低人一等的人,我們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接受她妄圖變得和自己一樣。

          “你們院兒的陳金芳”,這是別人對我提起她時常用的稱呼。這么說的時候,他們擠眉弄眼,話里有話。有兩個跟我關系不錯的女孩兒遺憾地表示:“你呀你,怎么跟那人住一個院兒啊?”聽她們的口氣,陳金芳就是一塊時時作癢的爛瘡,誰要是跟她扯上關系,那可真是人生的大不幸。

          我暗自慶幸,別人沒有發現我和陳金芳之間的隱秘聯系。自從見面的第一天,我們就把“演奏者”和“聽眾”的身份固定了下來。她會在晚上八點鐘左右出現在我窗前的樹下,我在拿起小提琴試音之前,也會望一望外面有沒有那個癡癡愣愣的人影。隨著我的手上功夫變得越發純熟,陳金芳面目不清的身影也在發生著漸進的變化。她的個頭長高了,輪廓的弧線也有了明顯的凸出和凹陷。如果僅看剪影,任誰都會認為那是一個美好的、皎潔如月光的少女。不知何時開始,我的演奏開始有了傾訴的意味,而那也是我拉琴拉得最有“人味兒”的一個時期。

          試想一下,假如不是因為這點交情,我會不會也像其他學生一樣欺負陳金芳,甚至因為她“是我們院兒的”而欺負得更狠呢?我可從來沒在道德品質方面過高地信任過自己。

          對于我的演奏,陳金芳當然無法做到每場必到。她們家人多活兒多,下了學,她還得到食堂幫助許福龍扛面粉,或者把她媽收來的垃圾分門別類裝進蛇皮袋。最長的一次缺席,發生在初三的第二學期,當時陳金芳家里發生了一個挺大的變故:她在老家的父親正在從雞屁股里面往外掏雞蛋,突然就一頭扎在雞窩里,沒氣兒了。按照城里人的知識推測,可能是突發性腦溢血什么的,但是村里人不計較死因,只在乎結果。他們描述,將死者拖出來時,腦袋上糊著厚厚的一層雞屎,連頭發都變成綠的了。陳金芳的父親去世以后,她母親也只好放棄了對股骨頭壞死的治療,打算回家侍弄那幾畝水田,而她們家的其他親戚也深感京城的居不易,決定集體還鄉。就在這個時候,陳金芳卻拒絕回去。她堅決要求留在北京。

          這個要求不僅遭到了她媽的反對,連她姐也不同意。家里的田不能不要,活兒不能沒人干,而眼下,陳金芳已經成為了唯一的健康勞動力。從長遠打算,母親一定還指望著她結婚招婿,充當頂梁柱呢。況且,在姐姐姐夫這里寄人籬下,她又能有什么出路呢?留下來總不能馬上到社會上去漂著,總得上學。但初中階段屬于義務教育,所以我們學校才不情不愿地接收了她這個借讀生,而到了高中,別說學校不收她了,就是收,她也考不上呀。一個初中畢業生,在北京就和文盲一樣的。

          但是陳金芳聽不進去。她像是吞了秤砣,鐵了心了。家里人便開始圍攻她,逼迫她,那些天里,西平房頻頻傳來打、罵和砸東西的聲音,那是一個人對抗一家人的戰斗。也實在想象不出來,在學校里不吭不響的陳金芳,居然有著如此堅韌而潑辣的勁頭。有一天我正打算練琴,鄰居家的老太太過來還毛衣針,順便拉著我母親扯點兒閑話,三言兩語就扯到了陳金芳身上。

          “沒見過那么犟的孩子。”消息靈通的老太太感慨,“都鬧騰了多少天了?他們家把她轟出去,她就窩在院兒里墻角睡覺……說是寧死不走。說來也是,外地人來了北京誰愿意走呀?在這兒受苦也比回家強……現在又打上了,窗戶都砸了。”

          我母親假客氣著敷衍幾句,就關上了門,但我卻不知為何坐不住了。那天白天,我還在學校看見了陳金芳,這時回想起來,她的臉和身上的確都格外臟,后背上還黏著黑乎乎的一塊煤灰。這大概就是露天睡墻角的結果吧。

          我隨意拉了一段練習曲,便獨自開門出去。母親問我干嗎去,我說擦琴弓的松香用完了,想到另一棟樓里一個練中提琴的孩子家借一塊。出了門,我沿著白楊樹的林陰道一路向西,很快就看見了陳金芳一家人租住的那兩間平房。果然有塊玻璃被打碎了,屋里的燈光像橘子汽水一樣潑出來,同時還有她們家人七嘴八舌的喊叫。因為激動,所有人說的都是湖南土話,我只能聽懂個大意。她媽說陳金芳“翅膀沒硬就想飛”,還說她“忘本”;她姐的話更實際一點,表示已經供她吃、供她穿好幾年了,以后不想再供下去,“不養吃閑飯的”。

          陳金芳針鋒相對地反擊,指出自己一直都在干活兒,何來吃閑飯一說?又表示留在北京,她也不住姐姐家了,“死就讓我死到街上,反正你們也不是沒把我轟出去過。”她越說越激動,同樣的意思顛來倒去地重復了好幾遍,最后干脆變成了尖厲的叫喊。那簡直是泣血的哀號,雖然站在遠處,我只能看見她顫抖不休的身影,但我猜想,她的表情一定是目眥欲裂的,甚至仿佛從嘴里長出了獠牙。

          她喊得最響的一句話,是用普通話說的:“你們把我領到北京,為什么又讓我走?為什么又讓我走?”

          這么喊的時候,她好像把體內所有的氣一口噴出,隨時都會暈倒在地。而沒過兩秒鐘,陳金芳就真的倒了。她姐姐抄起了一根搟面杖,像在食堂掄勺子一樣掄起來,劃了個完整的弧線,落到陳金芳的天靈蓋上。

          打完之后,她姐也傻了,搟面杖撲棱掉到地上。門外兩個看熱鬧的鄰居叫起來:“出人命啦!”而這時候,還是默不作聲的許福龍比較冷靜,他彎腰抱起陳金芳,撞開門,往醫務室跑去。一大群人沸反盈天地經過時,我不由自主地往旁邊讓了兩步,同時看見陳金芳在她姐夫胳膊上起伏的身體弧線,看見她的胸脯大幅度地隆起、下降。我還看見黑紅色的黏稠的液體順著她的脖子流下來,稀稀拉拉地灑在地上。(原作者:石一楓)此后的兩天,在上學的路上,我都能看到陳金芳灑在水泥路面上的血跡。那些血滴還算新鮮的時候,被清晨的陽光照耀得頗為燦爛,遠看像是開了一串星星點點的花,是迎國慶時大院兒門口擺放的“串兒紅”。沒過多久,血就干涸污濁了,被螞蟻啃掉了,被車輪帶走了。而那起家庭暴力事件的后果,則是陳金芳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終于留在了北京。她繼續沉默著出現在學校里,被同學們排擠、欺負,也繼續在暗夜里來到我窗下,聽我拉琴。

          但自始至終,我也沒有隔窗與她說過一句話。

         

        4

          再后來,我們就畢業了。憑借小提琴這個特長,我被圓明園那邊的一所重點中學招收,開始了平時住校,假期才回家的生活。作為“金帆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我有了許多相當正式的演出機會,參加過和國外學校合辦的音樂夏令營,還跟不少“科教文衛”系統的頭頭腦腦握過手。我與陳金芳那拉琴和聽琴的關系自然就此終止。那就像一個無關緊要的秘密,轉眼就被當事人忘得干干凈凈。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們僅僅見過屈指可數的幾面。

          記得有一次見她,是在高一結束,快上高二的時候。當時我剛參加完暑期的“全國青少年音樂聯展”,帶著一身海腥味兒從青島回來。連著游了幾天泳,再加上剛下火車,我疲倦得很,經過大院兒斜對面那一排小賣部的時候,一不留神踢倒了兩個立在馬路牙子上的啤酒瓶。啤酒是半滿的,灑了一地白沫,我趕緊彎腰把它們擺正,但為時已晚。兩個穿著燈籠般的大肥褲子、脖子上掛著大串金屬鏈子的野小子追了上來,他們罵罵咧咧地推搡我,問我“這事兒怎么辦吧”。

          那些孩子大都是從豐臺來的,有的是職高的學生,還有的干脆輟學在家。很多次,我看見過他們把老實巴交的中學生堵在墻角,一邊抽嘴巴一邊搜兜兒,連人家腳上的球鞋也搶。對于我們這些“大院兒”里的孩子,他們仿佛懷有先天的仇恨,只要碰上落單的決不手軟。我話也不敢說,只是一味心驚膽戰地后退,而這時,一條刺滿了文身、龍飛鳳舞的胳膊已經搭到了我的小提琴琴匣上。

          “拿來我看看。”那人笑著對我說,嘴里露出一顆缺了一半的門牙。

          這人我見過,是個赫赫有名的痞子,因為門牙的原因,外號叫“豁子”。那幾年里,附近的惡性案件似乎都跟這人有關。更讓我害怕的是,他對我的琴產生了興趣。那是一把德國仿制的“斯科拉迪瓦里”,是我母親托了不少人才買到的。

          琴匣被粗暴地從肩膀上拽下來,我趕緊把它抱在懷里,同時彎腰蹲了下去。這是寧可挨揍也不撒手的姿勢,痞子們果然被我的態度激怒了。他們罵著臟話,揪著我的頭發,過不了幾秒鐘,拳腳就會準確有力地落在我的臉上、肋骨上。

          就在這個時候,頭頂上有個女聲響起來:“你們丫撐的吧?”我保持著大便的姿勢曲頸看去,望到了陳金芳的臉。

          陳金芳穿著一雙明黃色的塑料拖鞋,腳指甲都被涂成了艷紅,它們星星點點地晃動,不知為何又讓我想起了當初灑在水泥地上的血跡。再往上,是牛仔短褲下畢露無遺的大腿。她推開那兩個小子,又把豁子拉開:

          “算了算了。”

          豁子似笑非笑地問她:“你認識這孩子?”

          “說不上認識。”陳金芳干脆地說,然后加上了一句,“不過他是我們院兒的。”

          聽到她這么說,豁子不知為何露出了乏味的表情。他點上一支煙,鄙夷地踢了我屁股一腳:“滾蛋。”

          我落荒而逃,連頭都不敢回。跑到家里,心情漸漸平穩下來,我才開始詫異于陳金芳的巨大變化。讓我詫異的倒不是陳金芳突然變得漂亮了,而是我當初從來沒意識到她也是有可能漂亮的。她涂了透明唇膏,打了眼影,還染了一頭耀眼的黃發,這樣的裝扮令她的臉棱角分明,甚至具備了西方人的立體感。她大面積暴露的肢體散發著蓬勃、咄咄逼人的肉感。更大的變化發生在她的眼神和表情上,過去那種食草動物一般怯弱、忍辱負重的神態早已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肆無忌憚的潑辣與輕佻。再想起是這樣一個陳金芳保護了我,我的恥辱感就更強烈了,那感覺比在音樂比賽上被技法更加純熟的高手“蓋”過去更加難以忍受。

          當天晚上,院兒里的朋友在食堂的小灶為我接風。聽說了我的遭遇后,兩個虛張聲勢的小“頑主”先是號稱要“滅了丫豁子”,但沒幾句話就把話題轉到陳金芳身上了。在他們的描述中,陳金芳已經變成了一個著名的“圈子”,和公主墳往西一帶大大小小的流氓都有過一腿。那些人中年紀小的和我們同齡,年紀大的足有四十多歲,是“文革”時期遺留下來的“老炮兒”。她被豁子“帶著”,也就是近兩個月的事兒。與這次轉手相伴的,自然又是一場血案,豁子曾經趁夜奇襲過陳金芳上一個“傍尖兒”,用一頭裹著布條的鋼筋把人家的腳踝打碎了。

          此時的陳金芳被塑造成了妖嬈、輕浮的紅顏禍水,同時還具有了莫大的傳奇色彩。朋友們眉飛色舞地議論她的時候,已經忘了就在一年前,他們還把她當成一個土包子踹來踹去。她也早就不住在我們院兒的西平房了,而是被誰“帶著”,就大大方方地跟誰住到一起。這倒也實現了她當初對她姐姐說過的,“留在北京也不住你們家”的誓言。對于這個臭名昭著的妹妹,也不知她姐姐姐夫作何感想,也許他們管過陳金芳,但管不了,更也許,他們連管都懶得管。她姐的包子餛飩攤兒已經發展壯大,開始兼營給附近的小商鋪送盒飯的業務,本來就忙得團團轉了。

          在青島那個啤酒之鄉,我都沒有偷偷從宿舍溜出去喝一杯,那天晚上卻不知怎么就喝高了。朋友們還以為我遭到了欺負,還在悶頭生氣,便紛紛勸慰我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沒接他們的話茬兒,獨自默默地回了家,坐在自己的床上,垂頭看著窗外瀉進來的斑駁的月光。

          出了會兒神,我突然站起來,拿出琴來。我仍然有點兒暈眩,但竭力站穩雙腳,讓腰桿筆直,演奏了圣桑的《天鵝》。這是作曲家在1886年完成的《動物狂歡節》組曲中的一個段落,旋律凄美哀婉,叫人心碎。

          如今想來,我頗為當時的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哪兒來的那一股子泛濫的純情勁兒啊,簡直像怡紅公子一樣,逮著個女的就能著臉對人家感時傷懷。我一邊拉琴,一邊抬眼望著窗外白楊樹肅然的黑影,憂傷地尋覓著。我期待自己能像當初一樣,發現陳金芳背手靠在樹干上。如果這一幕出現的話,我會直視她早已大變的容貌,真誠地感受她渾身上下散發出來的少女的光彩。我還臆想著聽我拉琴的時候,她那女流氓式的、滿臉渾不吝的表情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派沉靜與專注……她的臉上甚至還會帶著和我一樣的憂傷。(原作者:石一楓)可是很遺憾,那天晚上,陳金芳壓根兒就沒在我的窗外出現過。理性地想一想,她再也沒必要來了啊。以豁子為首的那幫人剛剛向她拉開了新舞臺的大幕,她不僅留在了北京,而且陡然意識到自己成了紅人兒,晚上正是她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我的朋友們聲稱在很多“上檔次”的地方看見她,比如說“民族飯店”旁邊新開的那家韓國烤肉,再比如首體南路上的滾軸溜冰場,甚至還有崇文門外久負盛名的“馬克西姆”餐廳。“帶上”她之后,豁子還買了一輛二手的菲亞特“烏諾”轎車,這在當時的年輕人中,絕對稱得上是石破天驚之舉了。要知道,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司局級干部才能坐上國家配備的老款“豐田”或者“尼桑”,而擁有一輛私家汽車,無論大小,都已經是典型的“成功人士”的標志了。

          也就是說,變成了“圈子”的陳金芳再也不需要到我這兒來解悶了。我們演奏者和聽眾的關系就此宣告結束。想明白這一點之后,我終于停止了拉琴。我的心里突然涌上了被人拋棄的感覺,假如再矯情一點兒,我幾乎要吟出一句“從此蕭郎是路人”之類的屁話了。可是不得不承認,在此以前,我是從來沒打心眼兒里看得起過陳金芳啊。如今人家不來了,我倒一廂情愿地煽起情來……我他媽什么玩意兒啊。

          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身上充滿了虛偽的、專屬于知識分子的惡劣脾性。也怪了,從這個角度認清自己之后,先前的羞恥感反而消失了。我幾乎是如釋重負地躺到床上,轉眼就睡著了。

          在那之后,我還見過幾次陳金芳,都是在暑假或者寒假期間。朋友們對于她的傳言,有一些在我這兒得到了證實,有一些則存在出入。比如說,豁子的確開了一輛“烏諾”轎車,帶著她穿街過巷,但那車并不只是為了兜風而買的,他們還用它來拉貨。萬壽路南邊有一個小商品批發市場,豁子使出潑大糞、扔磚頭等一系列青皮手段趕走了幾個浙江人,接管了人家的攤位,陳金芳順勢又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老板娘,專賣廣東生產的便宜服裝。我到那市場去給譜架配螺絲時,曾看見她著裝艷麗地端坐在攤位后面,豁子則滿頭大汗地跑進跑出,從停在門外的車里將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扛進來。此時此刻,他們的形象就不是流氓和“圈子”了,而是像極了一對勤勤懇懇的小買賣人。尤其是陳金芳,她與顧客討價還價時那副熟練、老到的口氣,讓人很難相信她連十八歲都不到。只是在有人問起她本人身上穿的、質地明顯精致得多的衣服“有沒有貨”時,輕佻傲慢的表情才會回到她臉上。

          “想買這個呀?那得奔‘燕莎’。”陳金芳翻了個小白眼說,同時對豁子撲哧一樂。

          看起來,陳金芳對眼下的生活狀態充滿了死心塌地的熱情。按照這種趨勢,她在此后幾年、十幾年中的軌跡幾乎是可以想見的。比起現如今,當年的經濟環境明顯要寬松、公平得多,更關鍵的是機會遍地都有,只要能吃苦會算計,沒有什么“背景”的人也能混得豐衣足食,甚至還能發筆小財,一躍進入暴發戶的行列。陳金芳和豁子算不算得上情投意合誰也說不好,但起碼,這倆人應該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對金錢有著強烈的攫取欲;而在“兄妹開荒”的生涯里,他們的性格也會逐漸被磨礪得踏實、安穩。尤其是豁子,不大不小地吃幾次虧,就能讓他學會收斂自己的流氓習性和暴脾氣。等到他們“姘”累了,會自然而然地結婚,繁殖后代,那時的豁子多半會梳上一個大背頭,胳肢窩底下夾著真皮手包,整天忙活的事兒不是滿嘴跑火車地談生意,就是通宵達旦地打麻將;陳金芳呢,她的身體會發胖,她的皮膚和頭發會一起變得干黃,她的手上脖子上還會戴個半斤八兩的金首飾,她會滿嘴臟話地罵丈夫罵孩子,但又隨時隨地琢磨著能為自家人占點兒什么便宜……

          千萬別認為我的這番形容有諷刺之嫌,告訴你,這就是那年頭的男女“頑主”們浪子回頭之后的典型形象。這也是我作為一個同學,對陳金芳報以的相當務實的祝福了。

          可是無須展望多年以后,僅僅才過了不到兩年,陳金芳就證明了我對她的預期是錯誤的。與此同時,我還讓我母親對我的預期也落了空。高中畢業后,我沒有進入音樂學院,而是被迫改投了一所綜合大學。盡管我從小到大拿過厚厚的一摞獲獎證書,但卻在最關鍵的“藝考”環節中被淘汰了。主持考試的教授對我的評價是:技巧有余但卻缺乏靈感,如同一座過早發掘殆盡的貧礦,提升空間極其有限。他們斷定我無論再怎么苦練,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演奏家,頂多作為一個嫻熟的匠人在音樂圈兒里混日子。平心而論,這樣的認識不可謂不客觀,連我自己都心服口服。

          也許是不忍心看到我那么多年的琴白練了,兩個好心的老師還把我推薦給了普通高校的管弦樂團,為我換來了幾十分的特長生加分。盡管最終拿到了燙金的錄取通知書,但我的心情仍然頹喪極了,整個兒人沉浸在漫無邊際的失敗主義情緒之中。我對小提琴也迸發出了一種近乎生理性的厭惡,幾乎一看見那玩意兒就想吐———這也是許多專業琴手改行之后的普遍反應。上大學之前的那個暑假,家人不愛搭理我,我也不想跟他們說話,整天不是把自己悶在屋里,就是騎著自行車在街上閑逛。我黑了一圈兒也瘦了一圈兒,騎車的時候也不抬頭看路,而是低頭盯著柏油路面上的斑點如螞蟻遷徙般涌向身后。我還會惡狠狠地詛咒自己:讓車撞死才好呢。

          有那么一次,我騎著騎著,便真的撞上了什么東西。很遺憾也很慶幸,不是迎面而來的大卡車,而是前方的一輛三輪車。騎車那老頭兒也沒有嗔怪我,而是像掏自個兒褲襠那樣捏著車閘,伸著脖子朝馬路對面看熱鬧。

          那里圍了一圈兒人,尖厲的叫聲不時響起。因為正在垂頭喪氣,我沒心思看熱鬧,便想繞過那輛三輪車,繼續漫無目的地游蕩。但又一聲女人的叫喊傳過來,令我像聽到熟人的召喚一樣,不由自主地扭頭。我果然在人堆里看見了陳金芳。

          她斜坐在地上,背對著一家門臉嶄新的服裝店,店面的兩扇玻璃門上分別印著血紅的大字,一邊是“精品”,一邊是“時尚”。陽光滑過紅字照在她臉上,仿佛流得一頭一臉都是血。而她臉上確實還附著著許多汁液,大概是眼淚、鼻涕和口水混合而成的。陳金芳捂著她的腰,大口地喘氣,旁邊的豁子卻揪起她的頭發,令她像某種水鳥一樣伸著脖子仰面朝天,同時用腳狠狠地踩向她的小腹與胯骨,發出了撲撲的聲音,很像在踩一只暖水袋。男人打女人本來就很刺激,何況是打一個蜜桃般的年輕姑娘,群眾發出轟然的感慨,有人不涼不熱地勸架,卻沒人真上來阻攔一下。而在挨打的過程中,陳金芳始終是一言不發的,她只是尖叫,嗷一聲,又嗷一聲。我突然想起來,過去遭到班上同學欺負時,她也是這個反應。她就像個一捏就響的橡膠娃娃,當疼痛轉瞬即逝,她便會歸于平靜。(原作者:石一楓)也不知是怎么了,血騰地充滿了我的腦袋。我頭暈眼花,四肢卻幾乎自主地運轉了起來:下車,過馬路,沖進人堆,照著豁子的肚子踹了一腳。我從來沒有真正與人打過架,因此那一腳踹得很沒威力,豁子條件反射地側了下身,就輕易躲開了。但他還是不得不退開一步,與我對峙。我的表情一定是咬牙切齒的,心里卻絕無英雄救美的豪邁氣概,而是一片百草荒蕪的頹喪。學琴不成、苦功盡廢,對自己深深的失望在這一刻膨脹發酵,演變成了破罐子破摔的尋死欲望。陳金芳被打成什么樣我才不管呢,我的真實念頭,竟然是想借助豁子的手,讓他一刀把自己捅了。

          我的出現登時讓旁觀者們“哦”了一聲,我猜,他們中的許多人一定把思路往情感糾紛上引了:倆小伙子為了個“圈子”當街動手,多么俗套又多么讓人激動。而豁子果然挺配合我的想法,他嘟囔了一句“你丫作死吧”,眼眶里流出空洞的、狼一般的光來。他的右手則緩緩地向牛仔短褲的屁兜兒摸過去。這種人出門都是隨身帶刀的。從他的眼里,我仿佛已經看到了自己的下場:血濺五步,像狗一樣趴在水泥地上,四肢間或抽一下筋。這副恥辱的樣子是多么適合給虛無的、沒有意義的人生畫上句號啊,十八歲的我蓋棺定論地想。我的兩腿開始打戰,括約肌幾乎失靈,費了好大勁兒才沒讓自己當眾尿出來。這不是因為我怕死,而是我正在準備受死。

          但只一轉眼的工夫,那讓人血脈沸騰、靈魂出竅的時刻就結束了。豁子插在屁兜兒里的手剛掏出來,便被一個匆匆趕來的警察攥住。警察熟練地使了個絆兒,把他按倒在地,手反剪在背后上了銬子,然后一邊擦汗,一邊公事公辦地詢問怎么回事兒。

          群眾七嘴八舌,半天也沒講出個頭緒。而此時,豁子卻一反常態,露出近乎委屈的表情來。他撅著屁股,臉被按在水泥地上,斜著眼睛看向陳金芳,缺了個口兒的門牙發出嘶嘶的哨音來。

          “你是不是不想過了……”他掙扎著對她說,口氣與其說是質問,倒不如說像是哀求,“你還有什么不知足的?”

          陳金芳呢,她仍沉默不語。她的手還捂在小腹與胯骨的交界處,但表情是淡漠的,近乎凜然。面對豁子被擠得變形的臉,她的眼神如同在看一個陌生人。無論是警察還是圍觀的人,都豎著耳朵等她說點兒什么,但陳金芳始終沒開口。她就那么坐著,仿佛出神入定了。

          “你還有什么不知足的?”豁子又叫喚了一聲。

          警察倒是一副見多識廣的樣子,他嗤笑一聲,拽起豁子,塞進微型面包車改裝成的110巡邏車:“甭跟這兒散德性了,有話到所里交代去吧———那女的,你也得去。”

          陳金芳便順從著站起來,卻沒走向巡邏車,而是一瘸一拐地往店門里走進去。這時警察又把注意力轉向了我:“有你事兒沒有?”

          我還沒說話,陳金芳頭也不回地甩過來一句:“沒他事兒。”

          “哦,那你算見義勇為的?見義勇為也得講究方式方法是不是?”警察晃了晃從豁子那兒繳獲的三棱匕首,換了種推心置腹的口氣對我說,“聽我一句話,國家少了你照轉,你們家少了你———不行。”

          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讓我哪兒來的回哪兒去,“就沒工夫給你寫表揚信了。”在眾人的注視下,我仍渾渾噩噩,卻沒離開,而是跟在陳金芳的身后,拐進了店面。這是個新開的服裝店,剛裝修好,地磚的縫隙還勾著白邊兒,不銹鋼衣架上空空蕩蕩的,尚未來得及羅列任何商品。店面后面,有個簡易的衛生間,陳金芳緩緩走到帶鏡子的洗手池前,仔細地梳洗。她拿毛巾把臉上的各種汁液擦拭干凈,又長久地凝視鏡子里的自己。站在她背后,我看見她眼眶和顴骨上泛起的大塊瘀青,也看見她正透過鏡子看著我。

          毫無預料地,陳金芳轉過身來,像鳥一樣張開雙臂。我便如同受到了什么神秘的召喚,一頭扎過去和她擁抱。論個頭兒,我已經比她高出不少,但身體卻不知不覺地越陷越低,直到單腿跪著,臉埋在她的胸前。在摩挲的過程中,我感到她已經膨脹得相當可觀的胸脯反復蹭著我的面頰、耳朵。我把它們擠得變形,它們則讓我險些窒息。這還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與女性如此密切地肌膚相親呢,那種氣息和質感只在我的春夢里出現過。但是此時此刻,我卻毫無邪念,就連少男下意識的血脈僨張也沒有發生。我心里很清楚,這是一個失意人和另一個失意人的擁抱。陳金芳散發著近乎母性的慈愛,而我則想要從她那兒得到安慰。我希望有一個人和聲細語地對我說:沒關系,你所經歷的都是小事兒,不妨礙世界照轉生活照過……然而沒人說話。我只能箍起臂膀,把陳金芳的腰越勒越緊。

          和她相擁的時候,我是不是沒出息地哭了,蹭了她一前襟的鼻涕眼淚?這個細節我是真忘了。但陳金芳的氣味和觸感卻像冒煙的烙鐵,在我的感官中留下了真切、不可磨滅的記號。

          過了些日子,我順理成章地到大學報了到。我父母大概認可了我這輩子必將淪為一個庸人的前景,從此對我的事兒不聞不問,我呢,更是年紀輕輕便開始學習著用混吃等死的心態應對生活,并且成效斐然。因為脾氣出奇的隨和,談吐又不令人生厭,我在脂粉堆里相當如魚得水,很快就交上了固定的和不固定的女朋友。記得第一次和女孩在路燈底下擁吻時,那姑娘突然推開我,認真地問:

          “你以前沒和別人這樣過吧?”

          我居然無言以對。這讓她失望極了,那副表情簡直像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跨出“人類的一大步”后,驀然看到月球上插著蘇聯國旗。再往后我就學精了。當外語系的系花茉莉問出類似的話時,我先考慮了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愛上了她,得到肯定的答案后,我篤定地說:

          “當然沒有,一直守身如玉地等著你吶。”

          “騙人吧你?”茉莉既欣喜又羞澀地埋下了頭。啊,原來她們在乎的只是一個態度。

          在此情此景中,我會不可遏制地想到陳金芳。這時我陡然意識到,以前把她視為無關緊要的陌路人,這是在騙自己呢。陳金芳變成了我記憶中詭異的存在,她不是我的初戀,卻又恍若初戀,她沒跟我說過幾句完整的話,卻又是我絕無僅有的傾訴對象。這樣的關系,從她第一次站在我窗外聽琴的時候,就埋下了種子。然而現在琴已經被我束之高閣,陳金芳也不知去向了。(原作者:石一楓)周末從大學回家的時候,我曾經專門去過最后一次見到陳金芳的那條街。街道沒怎么變樣,但服裝店的店門已經緊閉,掛著小孩兒手腕粗的鏈子鎖,張貼著轉租廣告。許福龍倒是又在我們院兒的食堂干了兩年,陳金芳她姐的餛飩攤兒則因為衛生不達標被取締了。后來,這對夫妻也離開了北京,據說是回老家繼續開飯館了。至此,陳金芳和她的家人像是電線桿子上貼的小廣告,拿高壓水槍一沖,轉眼就不留痕跡。對于北京這座城市而言,這也是大多數外來者的命運吧。

          曾經“帶著”陳金芳的豁子,倒是與我有過一次不期而遇。那是在我大學剛剛畢業的2002年,帕爾曼第二次來華,他先在上海音樂學院開設了為期三周的“音樂大師班”,然后在北京舉辦名為“貝多芬之夜”的專場演出。因為小提琴已經成了我的心病,那次演出我本來不想去聽,但又恰恰因為心病,開演當天,我便開始坐臥不安。躊躇良久,我最終還是坐車趕往人民大會堂。這時票已售罄,各路神仙正飄然入場,一隊蠻橫又神秘的豪華汽車直接堵住了會場入口,穿黑西服的警衛簇擁著一個打扮得像繡球似的胖老太太走出來,并厲聲呵斥記者:

          “別瞎拍。”

          我在臺階下的小廣場上晃悠著,想等黃牛上來搭訕。幾分鐘以后,果然有一個男人湊近過來,像電影里的特務接頭一般掀開夾克衫的一角:“要票嗎?”

          “多少錢?”

          “八百。”

          “沒那么多錢。”我說。這是實話,那時候我剛到一家國有事業單位上班,工資少得可憐,幾乎每個月底都得到父母那兒蹭吃蹭喝。

          那人轉身就走,同時輕蔑地罵了一句:“操,沒錢到這兒干嗎來了?”

          正是這個“操”,讓我留意起這個在黑暗中面目不清的票販子來。他的上舌音發得很不標準,聽起來好像是漏氣了。我跟上兩步,借著一輛汽車的燈光,果然看清了豁子門牙上的那個洞。

          他也認出了我,愣了一下:“你還好這口兒呢?”

          我點點頭,同時恍惚感到自己和他之間還有什么事兒沒“了”。他不會再續前緣地捅上我一刀吧?豁子卻咧開嘴,近乎粲然地笑了,然后以親熱的口氣跟我談起生意來。他表示,看在“過去在一片兒混”的情分上,可以給五百塊錢把票轉給我。

          “這票我弄來也費勁,還得到院里找人去。”

          但這個價格也超過了我的承受能力。我拒絕了他,索然地點上支煙,望著遠處影影綽綽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發呆。

          又過了一會兒,演出正式開始了,廣場上的人群稀落了許多。豁子兜售了一圈兒,票仍沒出手,便又繞回到我面前:

          “一口價,二百。你還能聽上上半場。”

          我兜里的錢恰好還剩二百多。但這時我卻改了主意:“算了。”

          “別再往下侃了,這票進價就得二百。”他抬手看了看表,焦急地說。

          我還沒有答復他,卻望見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已經在關閉正門了。十五分鐘的最后入場期限到了,豁子的票徹底砸手里了。他的兩個嘴角滑稽地撇了下去,既像哭又像笑,但卻什么也沒說,垂頭喪氣地轉身離開。

          我卻追上去,邀請他找地兒喝一杯。豁子詫異了一下,隨后和我乘公交車來到西單電報大樓側面的一家酒吧。兩杯啤酒下肚,他的情緒好了起來,話又碎又密。我們聊到了過去“那一片兒”的幾樁神人神事兒,發現共同認識的人還真不少。顯而易見,豁子如今混得不怎么樣,掏出來的煙已經不是“萬寶路”而是兩塊五的“都寶”了。他在追溯自己當年是如何揮斥方遒時,透出一種滑稽的英雄遲暮的氣息。隨著生活越發光怪陸離,那一代“頑主”的好日子終于過去了。而我則看準時機,把話題引到陳金芳身上。

          “當初為了個‘婆子’差點兒跟你翻臉……用你們的話說,這就叫老鼠操貓×吧?”

          “你跟她很熟?”

          “真就是同學,在班上幾乎不說話。你掏刀子的時候我差點兒都尿了。”

          豁子爽朗地擺了擺手:“沒必要害怕,其實我也是外強中干,就想嚇唬嚇唬你……再說后來警察不是來了嗎?”

          說到陳金芳的時候,豁子倒是心態平和。他歪著腦袋思考了半天,最后下了這樣一個結論:“這女的,最大的優點就是———活兒好。”

          “我沒體驗過……”

          “那挺遺憾的。我前面‘帶’過她的那幾個人也這么說。”

          至于其他方面,豁子對陳金芳其人的評價基本是負面的。他認為她沒見識、上不了臺面兒,腦子也笨,甚至還不講衛生,“為了把丫身上的泥兒搓干凈,那陣兒沒少買老絲瓜。”他還后悔拿出本金來讓陳金芳做服裝生意,那買賣看似紅火興旺,實則由于不善經營,很快就賠了個底兒掉。而陳金芳呢,絲毫沒為倆人的生計考慮過,手頭已經很緊了,卻還一個勁兒地逛商場、吃西餐,每逢北京有小劇場話劇、音樂會之類的演出,都會死磨硬泡地讓豁子給她買票。他如今干的這生計,就是當年出來的路子。

          “她整個兒一傻逼。剛進城的山炮兒我見多了,但就是沒見過這么急吼吼地想要變成貴族的。”豁子越說越激動,索性既厭惡又懊惱地罵起街來,“我那時候真是色迷心竅,為了她跟老家兒都鬧掰了,我媽干脆搬到我舅舅家住著去了……就這樣丫還不知足呢,后來居然偷偷把店里所有的錢都拿出去,說是想買鋼琴。我實在寒了心了,索性抽了她一頓,讓她滾蛋……你那時候也夠沒眼力見兒的,上來就跟我乍翅兒,現在你評評理,那事兒換你你不跟她急?”

          我莫名其妙地一激靈:“你說她要買什么?”

          “操,鋼琴。”豁子門牙漏氣兒地說,“她也不知在哪兒認識了個樂團退下來的輔導老師,人家說她手長適合學樂器,她就死活非要買那玩意兒。當時我們剛剛把攤兒盤出去,租了個門臉房,手里就剩兩萬多塊錢準備到廣東上貨呢。我剛開始也好好勸她來著,我說就算你真喜歡‘音藥’,你能保證自己變成鋼琴家靠它吃飯么?頂多是一業余愛好,想買也得等掙了錢再說呀。可她就是不聽,跟瘋了似的,我把錢鎖抽屜里她愣拿改錐撬開了……說實話,我到現在都不明白這人腦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原作者:石一楓)至此,我總算知道了豁子當街暴打陳金芳的前因后果。實話實說,僅論這樁事情,大部分人都能體會到豁子的委屈和苦衷。他浪子回頭,對陳金芳仁至義盡,這樣的故事簡直像是從九十年代的香港爛片兒里扒出來的———可惜遇人不淑,滿腔熱血奉獻給了一條欲壑難填的白眼兒狼。但再想到陳金芳,我固然不能否認虛榮、膚淺這些基于公序良俗的判斷,但仍然感到了一股難以言狀的悲涼。她曾經像孤魂野鬼一樣站在我窗外聽琴,好不容易留在了北京,卻又因為一架鋼琴重新變成了孤魂野鬼。滑稽的是,力勸陳金芳買鋼琴的那位“輔導老師”,我也是認識的。那人水平其實還算可以,給不少小有名氣的美聲歌手當過伴奏,只不過說話辦事完全像個神棍。他有個副業,是充當一家日本琴行的“顧問”,說白了就是推銷雅馬哈鋼琴,為了那點兒提成,每當遇上傻乎乎的婦女兒童,他都會摩挲著人家的手驚嘆:

          “這跨度,這力度,不彈鋼琴就是暴殄天物。”

          我自然還聯想到了自己學習音樂的經歷。與陳金芳相反,我自打懂事兒伊始,就被家人往脖子上按了一把昂貴的小提琴。我沒有過選擇愛好的權利,因此感受到了和陳金芳相同的、孤魂野鬼一般的寂寥。最戲劇性的,莫過于我們倆人的結局:無論幸運與否,到頭來都與音樂無緣。這么想來,當年我們那演奏者和聽眾的關系,又是多么的虛妄啊,虛妄得根本就不應該發生才好。

          我那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自己的錢花光了,又揪著豁子的脖領子,搶了他的錢包繼續買酒。豁子也喝高了,他嘴里吹著哨兒,把作廢的帕爾曼音樂會門票掏出來,用打火機點著,和我對火兒抽了支煙。火苗把酒吧老板嚇了一跳,他果斷地把我們轟了出去。出了門,豁子猶在摟著我的肩膀抒情,含混不清地說“你這個朋友我交晚了”,我則把他甩在馬路牙子上,頭也不回地走了。

          自從那次見過豁子,陳金芳在我的生活中便徹底斷了音信。我到底沒弄清她去了哪兒,也不再關心她去了哪兒。沒想到,當我把她遺忘之后,陳金芳卻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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